“房贷利率从4.2%降到2.85%，太快乐了！”在某社交平台上，来自烟台的黄女士晒出了自己更新后的贷款合同，最新贷款利率仅为2.85%。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表示，从央行OMO(公开市场操作)和MLF操作看，OMO“平价增量”、MLF“平价量缩”，整体来看，本次央行的操作实现了流动性净投放，有助于稳定市场流动性与利率，同时释放稳健货币政策保持偏积极取向的信号，继续为实体经济复苏提供有力支持。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对进一步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进一步提升我国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和水平，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宏观调控理念与思路不断创新
科学有效的宏观经济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宏观经济治理思路不断创新完善，治理能力稳步提升。一方面，尊重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建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另一方面，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的同时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进而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健全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处于新的历史方位，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时机、节奏、重点和力度，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为转型升级和改革创新提供重要环境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二者都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手段。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随着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加之受世纪疫情的巨大冲击，需求侧矛盾也变得突出。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必须整体把握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强化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进一步提高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将“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作为“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重要内容，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性显著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宏观经济治理的一系列科学论述，是宏观调控理念与思路的全面升级与创新，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治理实践的集中总结与高度凝练，对于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的鲜明特点
基于中国经济治理实践的“宏观经济治理”，是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成果。新时代宏观经济治理具有鲜明特点。
一是突出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发展规划对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的作用明显增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依据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目标和总供求格局实施宏观调控”，并强调“增强可预期性和透明度”。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和2035年远景目标。国家发展规划具有战略导向作用，各类宏观政策都必须与之保持一致性。
二是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主要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有效提高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整体效率。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对短期经济波动进行逆周期调节，保障了经济平稳健康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们主动作为，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思路与方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
三是强调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重要目标。我国就业优先战略深入实施，2019年将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政策层面，积极的就业政策不断丰富发展。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推动各领域政策同向发力、形成合力，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改善宏观经济运行质量、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近年来，通过不断完善与就业容量挂钩的产业政策，支持吸纳就业能力强的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注重发展技能密集型产业，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有效带动了高质量充分就业。
四是跨周期设计与逆周期调节并重。一方面，针对经济发展中的短期波动，要通过逆周期调节确保经济始终运行在合理区间；另一方面，更好解决影响中长期发展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要加强宏观政策跨周期调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兼顾应对短期经济波动和保障中长期经济发展。2020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跨周期设计是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宏观经济治理区别于传统宏观调控的重要特点，有利于做好前瞻性、全局性、整体性政策布局，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五是不断创新并逐步形成了“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的宏观调控思路。我们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坚持总量调节和定向施策并举，采取相机调控、精准调控措施，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加大定向调控力度，增强针对性和准确性。全新的宏观调控思路和政策工具，推动了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避免了大起大落风险。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体现。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突出体制机制改革，从多个维度综合施策，强化重点、注重系统集成，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一是进一步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强化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一方面，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构建国家战略制定和实施机制，健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度体系，强化国家战略对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等相关规划的宏观引导、统筹协调，促进高效衔接，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围绕实施国家发展规划、重大战略，制定财政、货币、产业、价格、就业等政策。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性政策都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和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形成宏观经济治理合力。同时，进一步完善现有统计指标核算体系，为实行国家宏观资产负债表管理、优化各类增量资源配置和存量结构调整奠定基础。
二是完善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相互衔接、深度融合的机制。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域是重大发展战略的空间载体。以区域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将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发挥重要支撑作用。要进一步健全制度和政策体系，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区加快崛起、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地区更好发挥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优化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机制。
三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是影响资源配置的重要基础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建议通过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政府债务管理制度，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等多种途径，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为畅通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提供制度保障；在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和优化税制结构的同时，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加强公共服务绩效管理，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提供财力保障。
四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是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和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是现代货币政策框架、金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和国际金融协调合作治理机制的总和，要通过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湖北股票配资，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等，同时健全投资和融资相协调的资本市场功能，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发展，优化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制；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依法将所有金融活动纳入监管，筑牢有效防控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保障体系，推动金融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和合作。(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 李江涛)